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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尧臣(一○○二——一○六○年),字圣俞,时称宛陵先生,安徽宣城人。他一生做小官,家贫,自言是“瘦马青袍三十载,功名富贵无能取”。他在当时诗名甚著。针对诗坛的纨靡空乏的风气,梅尧臣提倡一种古淡深远的新风。他在《读邵不疑学士诗卷》里说:“作诗无古今,惟造平淡难”。平淡并不是浅薄,而是要提倡一种“本人情、状风物”的写实精神。他曾说:“凡诗,意新语工,得前人所未道者,斯为善矣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,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,然后为至也。”(《宋史》本传)他主张把“诙嘲刺讥”托之于诗,诗应有所“刺”,有所“美”。在《陶者》一诗中,他说:“陶尽门前土,屋上无片瓦。十指不沾泥,鳞鳞居大厦。”他写乡村的富豪,在一年丰收之后,“滥倾新酿酒,包载下江船。女髻银钗满,童袍毳毡鲜”(《村豪》),横行霸道,连地方官吏也不放在眼里。而终年辛劳的农民,却是“老叟无衣犹抱孙”(《小村》),“灯前饭何有,白薤露中肥”(《田家》)。官府又逼税追差,使人民挣扎在死亡的边缘。贫富的对比构成一幅鲜明的画图。诗人怀着深切的同情哀叹说:“嗟哉生计一如此,谬入王民版籍论”。他对自己身为官吏而为*无方感到惭愧,愿意“却咏归去来,刈薪向深谷”。作者以平淡的笔触,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的痛苦。他的一些写景诗句也清晰如画。作为一个宋诗风格的开创者,梅尧臣的诗有时失于过分朴质、
生硬,过分散文化、议论化,但他所开辟的道路,正是宋诗发生转折的方向。刘克庄把梅尧臣奉为宋诗的开山鼻祖,说“宛陵出,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”,是符合实际的。
与梅尧臣齐名的苏舜钦(一○○八——一○四八年),字子美,宋都开封人。“少慷慨,有大志”,几次上书评论时*。他曾由范仲淹荐用,但很快被罢黜,寄寓苏州,买木石作沧浪亭,“时发愤懑于歌诗,其体豪放,往往惊人”(《宋史》本传)。他对屈辱的澶渊之盟和西夏的侵掠怀着愤慨的激情。“予生虽儒家,气欲吞逆羯。斯对不见用,感叹肠胃热。昼卧书册中,梦过玉关阙”(《吾闻》)。“何人同国耻,余愤落搏前”(《有客》)。“愿当发册虑,坐使中国强。蛮夷不敢欺,四海无灾殃”(《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公》)。把忧国御侮的忠忱发之于诗,苏舜钦在两宋诗人中是最早的一人。对时*的抨击,他也比梅尧臣更为大胆和激烈。他的诗雄健豪放,但不免粗糙和生硬的缺点。
欧阳修(一○○七——一○七二年),字永叔,庐陵人。他是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主将。他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道路,诗风也一如他的文风,文从字顺,清新流畅。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的改革上,但由于他的*治地位较梅、苏为高,对诗坛的影响也较大。《石林诗话》说:“欧阳文忠公诗,始矫昆体,专以气格为主,故言多平易疏畅”。以文为诗,能够自由地发抒作者的思想感情,有平易的优点;但往往“失于直快,倾囷倒廪,无复余地”,因而损害诗意。所以,《扪虱新话》评论说:“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庙人风气。公能变国朝文格,而不能变诗格。及荆公、苏、*辈出,然后诗格极于高古”。
欧阳修也能作词,但他的词只是承袭五代遗风。对词的形式与题材有所创新的主要人物是柳永。柳永(一○○四——一○五四年)原名三变,字耆卿,福建崇安人。晚年举仁宗朝进士,但因仕途蹇艾,失意无聊,于是流连坊曲。柳永精通音律,能变旧声为新声,为乐工歌妓谱写了大量新乐府。他的《乐章集》里共收有一百多种词调,其中绝大部分是他新创的。他还发展了词体,创为慢词。在这之前,从晚唐、五代以来,多行小令。每首的字数在五十八字以下。这时,民间的新乐曲已经大为发展。柳永向民间音乐吸取营养,创制成篇幅较长的慢词,字数往往比旧调增加二三倍。短章小令之类,一般只限于抒情。长调慢词则除行情外,还可以写景、叙事,内容大为丰富。但因此也要求布局紧严,段落分明,前后呼应。柳永的词,正是“层层铺叙,情景兼融,一笔到底,始终不懈”(夏敬观《手评乐章集》),表现了组织长篇的卓越才力。柳词在内容上多写失意飘零的羁旅行役。雅词之外,他也写了不少所谓俚词,采用大量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,反映中下层居民的生活,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。所谓“凡有并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”(《避暑录话》),主要是指这种俚词。但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庸俗、猥亵的糟粕,因此柳永也以“浅近卑俗”(王灼语)而为人所垢病。
对词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张先,和柳永齐名。柳、张的词,一方面保持晚唐、五代以来含蓄婉约的特点;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浅露,言尽意尽。他们在词的表达方式、体裁形式方面都带有某种过渡性质,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。
经过上述诸人的提倡和实践,宋代的诗、词进入了繁盛时期。宋诗是在唐诗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但又有新的开拓,形成鲜明的特色。明、清的一些评论家颇陋薄宋诗,甚至有终宋之世无诗之说(王夫之语)。他们认为宋诗的弊病在于散文化、议论化。其实这也正是宋诗的特点。散文化不单是矫西昆体繁褥的必要,也是文风趋向平易所必然。议论化也为诗开拓了一个新境界,使之更直接地反映社会矛盾。杜甫的五言古诗已多议论,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写出《赴奉先县咏怀》等名篇。当然,任何事物超过一定限度,都会走向反面。过分的散文化和议论化,会有损韵律,流于枯涩。就这些方面说,宋诗总是瑕瑜互见的。
*治家王安石,在诗和散文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。王安石极重杜诗,推崇杜甫的忧国忧民,“吟哦当此时,不废朝廷忧。常愿天子圣,大臣各伊周。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,不忍四海寒飕飕”(《杜甫画像》)。社甫的这种精神,深为王安石所叹服。他陋薄李白,说李白虽然“诗语迅快,无疏脱处,然其识见下,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”。王安石主张文章“务有补于世”,由此出发而论李、杜,因而评价不同。他很推重欧阳修,因为欧阳修力挽西昆的颓风,与他的文学观点是一致的。王安石早年所写的诗作,主要是古体。诗中较为广泛地触及当时的社会矛盾和*治积弊。包括人民的苦痛(《发廪》、《感事》、《河北民》)、*事制度(《省兵》)、经济*策(《寓言》第四首“婚丧孰不供”、《兼并》)、榷茶(《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利害》)、河漕(《和吴御史汴渠》)、水利(《送宋中道倅洺州》)、盐*(《收盐》)、被镇压的囚徒(《叹息行》)以及借评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来发抒自己的*治见解和抱负。在风格上意气纵横,惟意所向,如排山襄陵,略无桎碍。但是,另一方面也因此显得缺乏含蓄;有时用语险怪,多采故典,对后来的诗风带来不好的影响。他的晚年在律诗的技巧上力求精严,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。
《石林诗活》称赞他的写景诗“选语用字,间不容发。然意与言合,言随意远,浑然天成”。有名的《泊船瓜洲》:“京口瓜洲一水间,锺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自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“绿”字曾经多次修改,先用“到”,后来改用“过”、“入”、“满”,都不合意,最后才选用“绿”字,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这说明作者遣词用句,千锤百炼,态度是很严谨的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王安石晚年的诗,表面上冲淡宁静,实际上却涵蕴着“烈士暮年”不能自己的“壮心”。“尧、桀是非时入梦”,“每逢车马便惊猜”,所表明的正是一种表面平静所难以掩饰的激情。王安石写词不多,但如有名的《桂枝香》“登临送目”,气势浑厚,是公认的佳作。
苏轼(一○三七——一一○一年),字子瞻,号东坡,四川眉山人。他在诗、词、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,蔚为一代名家。父苏洵、弟苏辙,都有文名,一时合称“三苏”。庆历以来,士大夫中谈论*治改革是一时的风气。苏轼早年也谈改革,但是,他所提出的主张,除役法改革外,其余都很平庸,缺乏*见。在王安石变法时,他认为是操切生事而予以反对。朱熹评他“分明有两截的议论”;陈亮也讥他“转手之间,而两立论焉”。这是苏轼的弱点,也是当时一些文人的通病,因为他反对变法,终神宗之世,都遭到排斥。甚至因他写诗,语涉讥刺,而被捕入狱,几乎丧命。元祐以后,保守派执*,他又反对司马光废免役而复行差役法,主张较量利害,参用所长,因而又为保守派所不容。这些都表明了苏轼在*治上的迂阔和天真。但作为诗人,他勇于革新,气势豪放,取得很大的成功。关心现实与不容于现实,构成苏轼思想上用世与超世的矛盾,但其基本趋向还是积极的。熙宁九年,苏轼黜居密州,写成了有名的《水调歌头》“明月几时有”。他在极度的失意愁怨中发出了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浩叹。然而,对生活的热爱,又使诗人不忍遁世,终于作出了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”的抉择。苏轼的诗词,在思想矛盾中力求解放,用鲜明的浪漫主义构成独具特色的新声。
苏轼的诗,诸体皆工,尤长于七古。沈德潜称誉他“胸有洪炉,金银铅锡,皆归熔铸。其笔之超旷,等于天马脱羁,飞仙游戏,穷极变幻,而适如意中所欲出”。梅尧臣、苏舜钦始倡平淡;欧阳修不为尖新艰险之语,而有从容闲雅之态,开拓了北宋一代诗风。苏轼不提倡艰险,但要求“新诗如玉雪,出语便新警”。并说: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美理于豪放之外”。这“新意”和“豪放”便是苏轼作品的特征。苏轼对词的发展,功绩尤为巨大。他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,摆脱绸缪宛转之度”(胡寅《酒边词》)。他用写诗、写散文的笔法来作词,不拘守过分严格的音律;并且扩大了题材的范围,使词能同诗歌、散文一样,表达复杂的生活和情致。他采用韩愈所谓的盘空硬语来抒写他胸中的抑郁,使词的创作一反传统的婉约而出现豪放的风格。用硬语代替软语,用言尽意尽代替半吞半吐,用不满意代替满意,这就是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分界线。刘辰翁说:“词至东坡,倾荡磊落,如诗,如文,如大地奇观”(《辛稼轩词序》),为词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。但由于他在*治上是保守的,思想上又杂有老、庄消极成分,所作诗词很少昂扬的情调,连认为要由关西大汉来唱的《念奴娇》“大江东去”,最后仍归结为“人生如梦”,意境是消沈的。
在苏轼周围,集合了*庭坚、秦观、晁无咎、陈师道(所谓“苏门四学士”)及张来、李廌(合前四人称为“六君子”)等人,形成一个诗派。但他们都不拘一格,各有千秋。*庭坚在诗坛上与苏轼齐名,他与陈师道同为江西诗派的鼻祖,予南宋的诗风以巨大的影响。*庭坚(一○四五——一一○五年)江西分宁人,字鲁直,自号山谷道人。他以诗文受知于苏轼,由于当时的*争,两次受到贬黜,以至于死。他早年的诗词,大抵效法欧阳修,平易流畅。晚年风格发生了变化。他在《答洪驹夫书》一文中说:“老杜作诗,退之作文,无一字无来处。盖后人读书少,故谓韩、杜自作此语耳!古之能为文章者,真能陶冶万物,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,如灵丹一粒,点铁成金也。”这些话实际是后来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。它要求:一是诗文要作到“无一字无来处”;驯至末流,便是在作品中大量堆砌典故。二是要能点铁成金,即所谓“脱胎换骨”。他还提倡“奇”、“拗”。“奇”就是以俗为雅,以故为新;“拗”就是破弃声律。总之,是力图把冷僻的故事、生硬的语汇,运用到诗中,应该用平的地方用厌,故意违拗,以求声律奇古。拗又有单拗、双拗、吴体三种。这些都是在于形式上的改变。刘克庄说:*庭坚“会粹百家句律之长,究极历代体制之变,搜猎奇书,穿穴异闻”,“锻炼勤苦”,“自成一家”,大概是不错的。*庭坚所处的时代,朝廷上*争激烈,*潮起伏不平。他为了保身,在诗文中故作超脱,专从文字技巧上下工夫。因之,他的诗词在思想内容上没有什么特点。
秦观的成就主要在词。他善于刻画,情韵兼胜,但气格不高,纤弱无力,在风格上接近于柳永。苏轼就曾指出:他的《满庭芳》“山抹微云”中,“销*当此际”句是柳永的词语。
北宋末年,以宋徽宗、蔡京等为首的统治集团沉湎于穷侈极奢的享乐之中。这种风气也给文坛带来了影响。贺铸、周邦彦就是这种影响下产生的作者。他们的作品都是满纸风月。周邦彦的词,南宋人陈郁说是“二百年来,以乐府独步”。戈载说:“其意淡远,其气浑厚,其音节又复清研和雅,为词家之正宗”。近人王国维更说他是“两宋之间,一人而已”,都不免褒扬过分。周邦彦的词主要是写男女之情,只是较柳永稍为含蓄。但他精通音律,能自度曲,所制乐府长短句,词韵清蔚,在词的格律、法度和型式上有所创制,开南宋姜夔、吴文英等人一派的先声。
二、南宋的诗词
北宋亡于女真,南宋避地江南,屈辱苟安。诗人们依据他们的经历而激起多种的情思:离黍的哀思、飘泊的愁怨、投降的耻辱、光复的壮心,所有这些都发为诗词。汉族人民反抗金兵南侵,要求恢复大好河山,成为南宋一代诗词的主流。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诗人,大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,但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,部分或全部地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。
南宋初年的诗人曾儿与江西诗派的渊源根深,但他的诗凤清淡,词意明快。他是大诗人陆游的老师,曾因件秦桧而去职。作家陈与义刻意学杜诗,在艺术技巧与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于同时代的江西诗派中人。他不满南宋王朝的逃跑退却,作品中对沦陷的故乡寄予无限的深情。南宋初的几位著名人物岳飞、张元干、张孝祥等,都是坚定的抵抗派。岳飞的《满江红》“怒发冲冠”一首,浩气凛然,强烈地抒发了抗金报国的雄心壮志,是南宋人民抗金斗争的精神的凝结。张元干的《贺新郎》“寄李伯纪丞相”和“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”二首,慷慨悲凉,表现了诗人坚贞不屈,反对投降的高尚品格。稍晚的张孝祥,在《六州歌头》“长淮望断”里,以炽热的情感叙说了人民渴望恢复的激情:“闻道中原遗老,常南望,翠藻霓族。使行人到此,忠愤气填膺,有泪如倾”。二张的词,直接继承了苏轼豪放的风格,下开辛弃疾一派的先河。
李清照(一○八四———一五一年)是著名的女词人,号易安居士,山东济南人。她的丈夫赵明诚是金石学家。李清照于前辈词人颇推重秦观、*庭坚。她与赵明诚婚后感情非常融洽。金兵南侵破灭了美满的生活,被迫颠沛南流,赵明诚在赴湖州太守任的道上病死。这以后,李清照只身飘泊在浙东一带,晚景十分凄苦。她的诗留下来不多,但《夏日绝句》: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*雄。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”。《送胡松年使金》:“愿将血泪寄河山,去洒青州一杯土!”以及断句“南渡衣冠思王导,北来消息少刘琨”诸作,都表达了她悲愤热切的忧国伤时的心境。李清照的词接近正统的婉约派。她认为词与诗不同,“词别是一家”。由于过分地强调词的音律与婉约的传统手法,她的词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受到很大的局限,但在技巧上十分纯熟,语言艺术上的造诣达到了高峰。她的词,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她早年真挚的爱情与晚年流落的愁苦。《醉花阴》:“莫道不消*,帘卷西风,人比*花瘦”。鲜明的形象,含蓄的感情,达到了婉约词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,《声声慢》: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,一开始就以七个叠字,用浓重的彩笔渲染出了那种无法排遣的愁苦,真具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感。李清照的遭遇,也是当时广大妇女共同的遭遇,因此,虽然她的词情绪低沉,但感情真切,十分动人。
南宋的诗人,旧来都以尤袤、杨万里、范成大和陆游并称为四大家。不过尤表现存的作品,不很相称。杨万里(一一二四———二○六年),自号诚斋,早年学江西诗派,后来转而师法自然,创为一种清新活泼、平易流畅的“诚斋体”,写成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抒发忧国忧民情感的诗篇。范成大(一一二六——一一九三年),号石湖,他出使金国时写的七十二首七绝,和晚年归隐石湖时写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,是他的代表作。其中佳句如“岂是不能扁户坐,忍寒犹可忍饥难”,确是优秀的作品。
陆游(一一二五——一二一○年)是南宋杰出诗人,字务观,号放翁,浙江山阴人。几时即遇金兵南侵,备受流离迁徙的痛苦。壮年目睹南宋统治者忍耻包羞,强烈要求抗敌复仇,收复失地。他在参加进士考试中,因喜论恢复而受到秦桧的迫害,秦桧死后才被起用。张浚北伐失败,陆游也因“交结台谏,鼓唱是非”,力说张浚用兵而被罢黜。其后,陆游宦游入川,先后入参王炎与范成大的幕府。他怀着以塞上长城自许的雄心,从*到汉水之滨,“千年史册耻无名,一片丹心报天子”(《金错刀行》)。但是,南宋统治集团文恬武嬉,陆游的热望不免落空。他只能作为一个行吟驴背的诗人,在细雨中的剑门吟哦踯躅。一一七七年,陆游饱含悲愤地写下了《关山月》一首:“和戎诏下十五年,将*不战空临边。朱门沉沉按歌舞,厩马肥死弓断弦。戍楼刁斗催落月,三十从*今自发。笛里谁知壮士心?沙头空照征人骨。中原干戈古亦闻,岂有逆胡传子孙?遗民忍死望恢复,几处今宵垂泪痕!”对耻辱的和议与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发出了有力的控诉。在四川逗留的八年是诗人创作最旺盛的时期。一一七八年,陆游被召回临安后,又作过几任地方官,很不得意,但坚持抗战的主张则始终不移,最后竟因此受到当*者的忌刻,罢官乡居。韩任胄当*时期,陆游曾短期出仕,为韩托胄撰写了《南园阅古泉记》一文,颇为反对派所讥议。其实为抗金而合作,是无可非议的。八十六岁高龄的陆游,在临终前还写下了七律《示儿》一首,渴望王师北定中原。《示儿》诗情思并胜,传诵一时,是罕见的名篇。
陆游诸体皆工而尤长七律,艺术风格雄肆奔放,明朗流畅。刘克庄称他“记问足以贯通,力量足以驱使,才思足以发越,气魄足以陵暴。南渡而下,故当为一大宗。”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,直到老年,还是以“无诗三日却堪忧”。他所保存下来的诗有九千三百余首,大部分是抒发爱国的情思。正如靳荣藩《读陆放翁诗集》所说:“卷中多少英雄恨,不是寻常月露词”。
和陆游同时,雄据词坛、两相辉映的,是辛弃疾。辛弃疾(一一四○——一二○七年),字幼安,号稼轩,山东济南人,廿一岁时,曾参加耿京所领导的抗金农民起义*。南下投宋之后,积极建议恢复。但是,腐败的南宋统治者,把他视为所谓“归正人”,予以歧视和压制。辛弃疾自青年时领兵抗金,“壮岁施旗拥万夫,锦襜突骑渡江初”;陆游称赞他“管仲萧何实流亚”,是能文能武的经国之材。然而,却长期充任无足轻重的地方官,壮志难申。“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,栏干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。”(《水龙吟》登建康赏心亭)诗人把他悲歌慷慨、抑郁无聊之气,一寄之于其词。一二○四年,他出任镇江知府,正当韩托胄紧张地筹划北伐,辛弃疾以廉颇自况,愿杀敌报国。他在镇江府任上积极进行*事准备,但是很快又被调离,空怀着规复中原的宏愿,抑郁而死。
辛弃疾的词,留传至今的有六百多首。刘克庄称赞为“大声镗,小声铿鍧,横绝六合,扫空万古”。他继承和发扬了苏词豪放的风格。周密在评论苏轼和辛弃疾时退苏进辛,理由是“苏之自在处,辛偶能到之;辛之当行处,苏必不能到。二公之词,不可同日语也”。把不同时代的古人放在一起来比长短,未免勉强。苏词首创豪放的风格,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。苏词的豪放表现为超逸。辛词继承并发扬了苏词的传统,其豪放则表现为激励风发;在内容上则紧密联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。这是南宋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,确是苏词所不能及。辛词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词体格律的束缚,自由恣肆,语言也丰富生动,“如春云浮空,卷舒起灭,随所变态,无非可观”;但过多用典,即有所谓“掉书袋”的缺点。他在词中往往议论纵横,也时有议论过甚的毛病,致有“词论”之讥(陈模《怀古录》引潘牥语:“东坡为词诗,稼轩为词论”)。但是,内容与形式并盛,仍是辛词的一大特色。
和辛词风格相同的词人还有陈亮、刘过和韩元吉等。他们*治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坚持抗战,并因此而受到压抑和排斥。与之相反,姜夔、吴文英、张炎、周密这一派人则极力回避现实,沉浸于词本身的艺术追求。这种词风的产生也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的。屈辱的对金和约使南宋小朝廷终于稳定了偏安的局面,同时也腐蚀了恢复旧疆的积极精神。举朝上下都沉醉在苟安旦夕,纵情享乐的风气之中。林升《题临安邸》:“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!”正是南宋统治腐败靡烂的写照。在达官贵人的酒宴席上,出现了一批吟风弄月的帮闲文人。姜夔、吴文英就是这批文人的代表。姜夔长于音律。他自制谱曲,无不协律,很讲究形式、音律和词藻的美,上承周邦彦而发展为后来以音律为主的格律派。过去评论姜词说:“古今词人格调之高,无如白石”(王国维)。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真词中之圣也”(戈载)。“南渡一人,千秋论定”(冯煦)。这主要是指他长于音律说的。他的词句,造语奇警。如“波心荡,冷月无声”。“冷香飞上诗句”,“数峰清苦,商略*昏雨”,也得到人们的赞赏。最负盛名的《暗香》《疏影》,其中说:“昭君不惯胡沙远,但暗忆江南江北”。又《同潘德久作明妃诗》:“虽为胡中妇,只著汉家衣”。也还是有所寄托的,比起吴文英等人要高明得多。人们批评吴文英的词说:“梦窗(吴文英号)如七宝楼台,眩人眼目,拆碎下来,不成片段”(张炎)。“用事下语太晦”(沈义父)。说明他的作品象一个漂亮的肥皂泡,就外表的音律和词藻看,五光十色,瑰丽非常,思想内容却十分空虚。为了强求形式,甚至可以不顾辞义。张炎的父亲张枢,“每一作词,必使歌者按之。稍有不协,随即改正”。有一次,他发现自己同中有“琐窗深”一句中的“深”字不协,便改为“幽”;还是不协,最后改为“明”,才算协律。“深”与“明”在意义上是相反的,但为了协律,便可以任意换置。晚宋的词家对一个字严格到要求辨四声、五音,分别阴阳,而思想内容则可以置之不顾。在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追求下,词的生命力也就要完结了。
在诗的领域里,南宋后期江西诗派进一步风行,诗风颓靡,形式上生硬拗捩,一派衰败的气象。永嘉四灵(徐照字灵辉、徐玑字灵渊、翁舒字灵舒、赵师秀字灵秀。他们都是永嘉人)起而反对江西派,但因为思想内容与艺术功力都比较浅狭,不足以矫正时风。四灵派的推广,成为所谓江湖派(陈起能辑诸家诗,题为《江湖小集·后集》)。这些人都是江湖游士,品类复杂。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刘克庄、戴复古、方岳等。刘克庄在词上继承辛派词人的豪放风格,是南宋后期能独树一格的重要词人。
南宋末年,蒙古南侵,在南宋的危急关头,文天祥毅然奋起,高举抵抗的旗帜。他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。他兵败被俘后,在《过零丁洋》诗中,慷慨誓言: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充分显示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。同时的文人如谢妨得、谢翱、汪元量、郑所南、林景熙等也都和文天祥有共同处。他们的诗,悲愤苍凉,表现了诗人们的气节。
三、金元的诗词和散曲
金元的诗词,从风格上讲,大体上是两宋诗词的延续。金初的诗人,多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,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虚中、高士谈和吴激等。他们被迫留仕金朝,但又索情故国;不满忍辱事仇,但又无所作为,只是抒发哀思,很少有积极的情绪。
金世宗、章宗时期,*怀英、赵讽、王庭筠等活跃在诗坛。他们的作品很少触及社会矛盾,在形式上则大都模仿苏轼和*庭坚。刘祁说:“明昌间,作诗尚尖新”。金中叶的诗风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诗派。当时,金和南宋都崇江西诗派,但表现各有不同。金人追求尖新奇峭,南宋崇尚使事用典。换句话说:金人着重于以俗为雅,而南宋人则以故为新,各执江西诗派的一技。章宗明昌以后,作家益趋于雕章琢句,追求形式的新巧,呈现一种多华而少实的风气。科举考试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,苟合程式,十分平庸陈腐。赵秉文、杨云翼出,思有以矫正,于是提倡唐宋古文。金宣宗初年,赵秉文在省试时录取李献能。李献能所作的赋“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”,于是举子大哗,以为“大坏文格”。这种文风是与金朝的衰败相一致的。
金宣宗南迁以后,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时期,北方处在战乱之中,沦于蒙古贵族统治之下。元好问的“丧乱诗”就是这一时期的记录。元好问(一一九○——一二五七年),字裕之,号遗山,太原秀容人。他的创作生活,前半是随金室南迁汴梁,后半是在蒙古统治下度过。他的诗,“奇崛而绝雕判,巧缛而谢绮丽,五言高古沉郁,七言乐府不用古题,特出新意”(《金史》本传)。他力矫前一时期金诗的形式主义颓风,成为金元之际北方文坛的一代宗师。他不满意于江西诗派“奇外无奇更出奇”的风气,没有生拗粗犷的毛病,但也没有完全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。他的诗作如《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》、《续小娘歌十首》描绘蒙古*的肆意俘掠,《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》记载了战火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,《雁门道中书所见》、《寄赵宜之》反映了兵乱后人民的灾难。这些诗暴露社会的黑暗、同情人民疾苦,以浑厚深沉的艺术风格而达到一定的成就,但总的基调仍是消沉的。元好问在汴京被围时曾为叛臣崔立撰颂德碑,后来又同张德辉到漠北觐见忽必烈,投降蒙古。金亡之后,山西地方诗人集结在元好问周围,形成所谓河汾诗派。他们的诗摹仿中晚唐。对金的亡国,怀抱淡淡的留恋,有些诗也表现了对人民痛苦的同情。他们的风景诗,刚健清新,多有佳作。
元朝初年,北方和南方的诗文各自保持原有的特色。北方的作者如刘因、王磐、王恽、鲜于枢等沿着元好问所开辟的道路,学苏、*而小变其调,清澹古朴,意尽言尽。南方作家如刘辰翁、方回、戴表元、仇远、赵孟覜等略变江湖诗派的风格而崇尚晚唐,清丽婉约。他们对蒙古贵族统治下的人民的痛苦有过一些揭露,也隐约地流露出悲凉的故国之思。但总的来说,思想性是薄弱的。成宗元贞、大德以后,北方的元明善、姚燧、马祖常,南方的袁桷相继而起,作古诗模仿魏晋,律诗学盛唐,风格清丽猷壮,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风。稍后的虞集、杨载、范椁和揭傒斯,号为元代四大家,是当时著名的代表人物。虞集(一二七○——一三四六年),字伯生,蜀郡人,宋亡,留寓在抚州路崇仁。他的诗优裕闲雅,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隐,格律颇工,而且运用搁熟。所以他自称自己的诗如“汉廷老吏”。杨载(一二七一——一三二三年),字仲弘,福建浦城人。他认为诗当取材于汉魏,而音节则以唐为宗。他的特点是含蓄委婉。范椁(一二七一——一三三○年),字享父,一字德机,临江路清江人。揭溪斯(一二七四——一三四四年),字曼硕,龙兴路富州人。他们二人都受江西诗派的影响,但主要倾向是崇尚晚唐。他们的写作技巧不及虞集和杨载,但内容题材广泛,触及到社会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。
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,学习汉文化,也涌现出不少运用汉文进行写作的诗人。贯云石、马祖常、萨都刺、丁鹤年、高彦敬、康里子山、达兼善、雅正卿、斡克庄、鲁至道等都颇有时名。回回人萨都刺(一二七二年——?),字天锡,世居雁门。他以写宫词著称,清婉流丽。他的词也很出色,《满江红》“金陵怀古”,沉郁苍凉,继承了苏词豪放派的风格。
元末农民大起义前夕,社会矛盾日趋尖锐。朱德润、廼贤等的作品中,对时*的黑暗进行了某些揭露。在大起义战争中,文士多采远居避祸的态度。他们虽然对元朝*府有某些不满,但更害怕人民的反抗斗争。这一时期中比较著名的诗人有王冕、杨维祯等。王冕的诗,自然质朴,气骨高奇,风格有时颇似李贺。杨维祯喜作乐府诗,“大率秾丽妖冶,佳处不过长吉、文昌,平处便是传奇、史断”。一般来说,他的诗,技巧纯熟,内容贫乏。
元代诗坛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“散曲”。散曲是文士作家基于民间的“俗谣俚曲”,又吸收词的某些特点而形成的文学体裁。元代散曲极为流行,取得与诗、词同样重要的地位。散曲有小令与套数两种。小令是一个曲牌的小曲,套数是不同曲牌而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联缀成套。明人朱权所编《太和正音谱》,收录元代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,其中不少人是达官显宦。他们在纵情诗酒之余,作曲取乐。曲子可由妓女歌唱,内容多是男女私情。也有一些曲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,发抒心中的郁结。如张小山(名可久)、乔梦符(名吉)等人的作品,虽然思绪消沉,但写物状景,造语清新,在艺术上取得了不同于诗词的新成就。一些弃官隐退的文人,饱经仕途的险恶,深知名利场中的丑恶。归隐之后,在曲中寄寓感慨,也偶有几句同情人民疾苦的呼声。如卢疏斋(名挚)、张养浩的某些作品即属于此类。元末作家刘时中,有《上高监司》套数《端正好》两套流传。曲中极其犀利地揭露了吏治黑暗,钞法败坏,物价高涨,民不聊生,生动具体地描写了人民生活的贫困,是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。散曲套数是杂剧唱词的基础。元代的著名剧作家如关汉卿、马致远、白朴、王实甫等人(见后节),也都是杰出的散曲作家。流传至今的这些剧作家的套数和小令,是元代散曲中的优秀作品。
畏兀儿族作家贯云石(小云石海涯),自号酸斋,曾在两淮任达鲁花赤,精通汉文化,尤长于同曲。归隐后,作曲甚多,有《酸斋乐府》传世。一般说来,散曲较诗词更为通俗易懂。散曲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调,声腔也更为丰富新颖。元人杨朝英选录较好的散曲作品,编成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和《阳春白雪》等曲集。明初人也续有编选。入选的作者,包括一批象贯云石这样以汉文作曲的各民族作家。如阿鲁威、杨景贤是蒙古人,李直夫、奥敦周卿、蒲察善长等是女真人,阿鲁丁、阿里西瑛、赛景初等是色目人。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,这也是元朝散曲的一个特点。
(二)散文
韩愈、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,取得了辉煌的成绩。五代,宋初,文风又一度发生逆转。宋初承晚唐、五代的靡丽之风,当时的所谓“时文”,即四六骈体文,又在文坛上占居统治地位。西昆派文士杨亿、刘筠倡为繁缛的辞藻,“能者取科第,擅名声,以夸荣当世,未尝有道韩文者”(欧阳修:《记旧本韩文后》)。一时文士专意于《文选》,草必称“王孙”,梅必称“驿使”,月必称“望舒”,山水必称“清晖”。这种僵死浮华的文体当然是令人厌恶的。林逋隐居西湖,皇帝派人去找他。他给来访者写信,用的是“俪偶声律之式”。有人评论说:“草泽之士,不友王侯,文须枯古;功名之子,俟时致用,则当修辞立诚。今逋两失之矣!”当时官府的公文程式用的是俪偶声律之式,而民间通行的则是“枯古散文”,也就是所谓“平文”。但这种散文的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遏止的。
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柳开。其后,王禹偁、苏舜钦、穆修、石介等相继而起。穆修一生潦倒,但搜集韩、柳文不遗余力。在《答乔适书》中,说:“盖古道息绝不行,于时已久。今世士子习尚浅近,非章句声偶之辞,不置耳目,浮轨滥辙,相迹而奔,靡有异途焉。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,则与语怪者同也。众又排诟之、罪毁之。不目以为迂,即指以为惑,谓之背时远名,阔于富贵。前进则莫有誉之者,同侪则莫有附之者。”在这种风气面前,他敢于逆流而进,见识和毅力都是超出时人。石介著《怪说》,猛烈攻击杨亿、刘筠的文风是“穷研极态,缀风月,弄花草,淫巧侈丽,浮华篡组,刓锼圣人之经,破碎圣人之言,离析圣人之意,蠹伤圣人之道”。石介是著名的经学家,他在文风上是倡导韩愈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。
要改革文体,必须改革科举考试,提倡散文。庆历中,范仲淹推行新*,“精贡举”一项规定:进士先策论,后诗赋。这一改革得到欧阳修的支持。欧阳修认为:“旧制用词赋,声病偶切,立为考式。一字违忤,已在黜落,使博识之士,临文拘忌,俯就规检。美文善意,郁而不申”。新*虽然很快失败了,但欧阳修并没有退缩。嘉祐二年,他主持贡举,极力排抑流行的险怪奇涩之文。所谓“太学体”,实际上即是西昆体。欧阳修排抑西昆,倡导古文,树立了平易流畅的文风,使场屋之习,为之一变。韩愈文章险仄,欧文则简洁明畅,平淡通达。谢叠山说欧文“藏锋敛锷,韬光沉馨”,不如韩文之“奇奇怪怪,可喜可愕”。这种平易的文风,显然更适合于宋代文化发展的需要。
散文经过欧阳修的提倡,在英宗、神宗年间,王安石、曾巩、三苏等都以散文著称于时。韩、柳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宋代重又得到新的发展。因之,后世将韩、柳与欧、王、曾、三苏并列,号为唐宋八大家。曾巩的文章通达质朴,王安石的文章简健劲峭,苏轼的文章则纵横倏忽,姿态横生。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自然平易,文从字顺,并长于议论说理。朱熹评曾巩“文字依傍道理作,不为空言”。王安石说:“尝谓文者,礼教治*云尔”。“且所谓文者,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;所谓辞者,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且华,不必适用。诚使适用,亦不必巧且华。要之以适用为本。”(《上人书》)后人论苏轼,也说他“长于议论而欠弘丽”(《岁寒堂诗话》)。这些评论,大体上说明,宋代散文重新走上了“文以载道”的道路。
北宋时期,古体散文代替了西昆的俪文。但骈体四六文仍用于诏制表启。南渡以后,以陈亮、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师法苏轼,才辩纵横,发展为*论。理学家们则极意强调义理,把文词视为琐事。理宗崇尚道学,淳祐四年,徐霖“以书学魁南省,全尚性理,时竞趋之,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。自此非《四书》、《东西铭》、《太极图》、《通书》、语录,不复道矣。”(周密:《癸辛杂识》)理学家们重性理而轻辞章,从文学上说,是走上衰敝。故宋濂有“辞章至于宋季而弊甚”之叹。元初的散文作家有姚燧、戴表元等。戴表元的门弟子中最著名的是袁桷。《四库提要》认为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。此后,虞(集)、杨(载)等都以诗文著称。元末,*溍、欧阳玄也长于散文。但是,总的来说,元代散文基本上还是对唐宋人的模仿,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可说。
(三)话本与诸宫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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